亦即，依照低价值言论的不同类型，衡量系争的不同利益，采用不同的审查基准，而界定在什么情况下，得对特定的低价值言论加以限制。

这种从个体出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会导向政治的虚无，根本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决断，无力应对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从强世功教授与田雷博士的理论脉络来看，政治与宪法是统一的。

[47]笔者曾在《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2011）一文中对这一模式的政治宪法学有详细评述，在这里仅尝试简单总结这一模式的问题意识与论证脉络，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点：对正当性的追求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们在今天必须从生命（活）的现实中出发。[33]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71] 三、如何理解政治：政治宪法学的内在分歧 以上所总结的政治宪法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路径与思想的分歧，高全喜教授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藉由政治宪法学兼顾历史性、中国性与政治性。在这一学术脉络的演变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促动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的良性违宪之争和新世纪伊始的齐玉苓案对宪法学界理论发展极富冲击力。

具体到宪法学领域，这三重面向也各有其安身立命之处，虽然存在侧重点不同和理论差异，但都被统合到政治宪法学的名称之下。历史学侧重对历史的认识，追求历史真相，而历史性则意味着对抗普世性，强调当下的时代性与特殊性。[41] 总体而言，以中国宪政模式为目标的政治宪法学超越宪法文本，立足中国政治现实，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法院宪法。

但在施特劳斯看来，价值判断是无处不在的，[83]所谓的中立化并不存在，在价值判断存在的地方，政治哲学就有用武之地，所以回到古典的政治才是正道。第三，发现时代精神的政治宪法学。虽然现代以来，许多国家行政事务都得到了法律化（如预算法），但涉及权力的追逐、决断等方面仍存在广泛的政治空间，[101]政治问题法律化的边界可以通过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而得以相对化的界定（当然也不能武断的宣称政治问题绝对不能进入法律系统，因为政治问题的边界本身就难以界定，需要通过法律系统加以选择）。黑格尔在形而上学上加以构建。

[76]如果说陈端洪教授的政治宪法学主要依循的是施米特的路径，那么高全喜教授则主要自觉不自觉地依循了延续至斯门德的精神科学的路径。[66] 从施米特以及整个魏玛国家法学界的出发点来看，国家法学中的正当性潮流都与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都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子论，以个体为中心。

[16]田飞龙将政治宪法学归为三类（陈端洪的根本法模式、高全喜的宪制发生学模式、翟小波的公议民主模式），认为强世功教授的不成文宪法尝试非政治宪法学范畴，而高全喜教授则将强世功教授以及姚中秋为代表的儒家立宪新中国成立论和许章润为代表的基于国家理性的历史法学都纳入政治宪法学的范畴。[81]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需要回归古典，这与他一直以来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关，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源自社会各领域普遍出现的技术化与中立化的趋势，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关注的现代科学和认识论所导致的技术世界观的全面宰制。基本法时期的德国宪法学，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施米特与凯尔森之争，而是如何在法学内进行价值判断，进入施米特与斯门德论争的领域，基本法时期的争论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儒宪派遇到的最大问题源于传统儒家伦理如何能与现代宪法价值相协调，以及儒家伦理能否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适，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能来自内在生活和精神的需求，而不能为了复苏而复苏。

[119]如凯尔森、卢曼等都是基于这种多元主义的前提，参见凯尔森关于正义的态度，H.Kelsen（Fn.99）,S.357ff。还有一种区分是将政治活动与技术化的行政区分开来，认为政治的活动领域是统治的领域（Regierung）[94]，政治性的国家活动与技术化的行政不同，前者界定的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意志形成的过程（包括议会的活动、政府决定的形成等）。[68]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页下。《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从前述古典意义的政治观念出发，政治也被赋予一种理性的、规范性的意涵。[28] 中国政治宪法学强调历史性与历史学的定位并不尽相同。

[122]比如基本法时期的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就此而言，中国的宪法学之争更多是一种理论之争或者方向之争，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方法之争，这也是后世学者将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法争论定位于方法与方向之争[121]的原因所在。

[26] E.H.Carr,What is History?2nd Edition,Penguin Books,1991, p.35. [27]对此可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经验论者。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之类似，也出现了本土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趋势。政治并不存在于战争本身之中，因为战争拥有自身的技术、心理和军事规律，但是，政治却存在于由战争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方式之中。究竟历史真相是否可单独还原出来，还是解读历史必带有解释者的前见，以现代的眼光来解释历史，或者受今日价值观念的支配而以今论古，这是历史学乃至哲学诠释学备受争议的问题。[127]也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之争体现的并不明显，很多学者既非施米特学派也非斯门德学派，而是与魏玛时期的论争保持距离，参见C.M?llers,Der vermisste Leviathan.Staatstheorie in der Bundesrepublik,Suhrkamp 2008,Frankfurt am Main,S.33 [128]K.Hesse（Fn.120）,S.28f.;auch vgl.R.AIexy,lheone der Grundrechte,Suhrkamp l986,Frankfurt am Main,S.75f. [129]E-W.B?ckenf?rde,Dl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 kritik,in:ders., Staat,Verfassung,Demokratie.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2.Auf1.1992,S.64ff. [130]对于宪法教义学的开放性以及如何开放，宪法变迁在宪法教义学中的地位与功能等，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

[105] C.Schmitt（Fn.55）,S.4ff. [106] Ebd.,S.20ff. [107] Ebd.,S.36ff. [108]这一区分的后果是，宪法是绝对不可以放弃和触碰的，宪法律却可以在例外状态时得以悬置，C.Schmitt,ebd.,S.26。因此，从个体（自我）到整体（共同体）的整合能力（斯门德）、社会—政治的整体秩序（黑勒）以及国家的政治决断能力（施米特）成为国家法学者探讨的目标。

陈端洪教授演讲的同名文章，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在法学的科学性中，就要去除掉一切有关政治的因素，包括对规范内容的认知，也就是说当规范出现不确定需要解释，从而涉及政治判断时，就涉及政治、而非科学。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霍布斯以来，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非政治的动物，[88]政治逐渐成为与国家相关的事务，而与私人无关，公共权力垄断到君主手中，而市民社会及其内在的思想争议都成为私人领域而变得中立化。另外，高全喜教授在《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一文中也区分了两种政治观。

[49]在霍夫曼（H.Hofmann）看来，当我在这里提到正当性时，我首先指的是——遵循流行的语言习惯而不去进行概念史上的讨论——通过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以及具有一般约束力的原则在整体上对国家高权行为（Hoheitsakt）的证立（Rechtfertigung）以及在此之外对国家统治秩序的证立。2.近代以来，政治与国家行为密切联系。[8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4页下。是彻底的实证法、而非特殊的法秩序（Rechtsordnung）的理论。

因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侧重点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路径选择。这一识别过程必然包含何谓宪法的判断，包含什么样的规则是好的或者有效的正当的这一判断。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高全喜教师更是将其研究进路定位为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学，强调对立宪主义价值的追求，但这种以自由民主的规范主义立宪价值为旨归的进路必须结合中国自民国以降的百年立宪背景，高全喜教授将之归结为历史规范主义的方法论。[30]许章润：《今天中国为何要省思国家理性》，载《战略与管理》杂志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110]宪法教义学对此的回应是，宪法是一种框架秩序（Rahmensordnung），在此框架秩序内，政治仍然存在形成自由，宪法教义学就是对权限的框架秩序进行界定，因此不会取消政治。[79]在当时，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并没有分开，政治生活中的统治技艺不像现代一样变得技术化和中立化，而是将思辨、美德与政治知识、政治生活、政治智慧与政治技巧融合在一起。

[17]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关键词:  政治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 政治与宪法的关系 2010年是中国宪法学界的一个分水岭，以陈端洪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演讲为起点，林来梵教授对之提出了强烈批评，正式形成了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的争论格局。尽管高全喜教授并未对生命—结构主义方法的来龙去脉展开具体论述，迄今为止也并未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具体问题，但从脉络上可以推知这种方法论立场应该源自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与精神科学。在韦伯看来，政治可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呢？这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

（三）政治维度中的政治宪法学：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 这是陈端洪教授所试图建构的宪法学研究路径，他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旗帜鲜明提出政治宪法学的学者。[107]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定宪法的概念来自于绝对宪法，并导致了宪法与宪法律概念的区分。

[70]参见前引10，李忠夏文。如果从正当性维度理解政治，则政治就成为一个辐射所有社会系统的中心概念，具有决定性，政治所决定的宪法是这种政治观念下政治与宪法的关系。

二者之间结构耦合的形式就是宪法，所以宪法不存在一个单独的系统之中，而是存在于两者之中。正是基于此，我高度重视西方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力图展示西方诸国立宪时刻的历史场景和他们制宪新中国成立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宪制秘密。